从上海大公报看年所得税开征之际的各界互动

一、引言

《大公报》上海版第一次的出版发行持续时间从1936 年4月1 日到1937 年12 月14 日，这一时间段恰好与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所得税的时间合拍。1936 年7 月，国民政府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同年10 月先对薪给报酬所得征税，1937 年1 月1日将营利事业所得和证券存款所得也纳入征税范围，至此该税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开征。上海作为当时国内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被政府视为极其重要的税源地，沪上各界则因利益相关，在短时间内围绕所得税开征的若干问题展开了密集的研讨和互动，如此重要的社会事件自然会成为上海大公报的关注对象。该报以相对独立的身份，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以白描式手法对这一年多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和言论作了动态跟踪报道。本文试图通过选取部分当年该报“述而不作”的新闻，以揭示政府与纳税人、工商界与会计师群体以及会计师群体与立法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中管窥我国所得税征收史的片段。

二、互动内容

（一）工商界的互通声气和上争权益

工商企业为应对所得税，基本以商会或是同业公会的名义出面，从而化散为整，形成了具有一定“议价权”的纳税人群体。以金融业为例，1936 年10 月2 日下午，钱业公会组织所得税研究委员会，通过各庄经理会议执委会议和会员大会，推选出裴云卿、钱远声等九人为委员，以裴云卿为召集人，即日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各庄送会及银行公会拟定的意见，在拟定具体办法后呈请当局采纳。杭州钱业公会也拟定多条意见邮寄给上海公会以供参考。从该则新闻可以看出：第一，钱业公会作为本行业极具权威性的组织，十分注重保护内部成员的利益，又由于其能够直接与政府财经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因此成为各钱庄信息反馈和收集的中心；第二，钱业公会注重联络其他金融行业组织，与银行公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第三，不同地区的钱业公会之间联系亦十分紧密，但基于实力及影响力的差距，各地无疑要以上海马首是瞻。

再如，银行公会也定期召开执委会讨论所得税。10 月1 日针对薪给报酬所得和证券利息所得征税后，沪上各机关以及中外银行都向财政部具领了征收表册簿据，并将10 月份的应纳税款按照税率计算出确切数额，准备在结算后，呈报中央银行以及受委托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转解税款至中央直接事务所。由此可知，银行的经营须有赖于良好的政银关系，故而该行业群体在所得税开征之后即能够按照要求进行计算缴纳。尽管如此，银行业对于条例中某些规定仍有一些异议，如有关存款利息所得的纳税。报载“华商各银行钱庄，均静候银钱两公会研究”，并随时准备提供意见，以便公会上呈财政部。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和钱业公会所得税研究委员会也做了进一步研讨的准备，但外商银行“咸无任何表示”，显示出中外银行在开展与政府的互动时并未一致行动。到10 月27 日时，银钱两业宣告所得税研究告竣。在财政部准予存款利息所得税展期至1937 年1月1 日之后，银钱两业分别拟具意见，银行业交由银行学会负责，钱业则由冯以圭归集各委员意见，在由两公会秘书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分别提交各自的执行委员会通过，最后会同呈请财政部。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对沪上金融市场和机构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双方在所得税事务的应对中，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而通力合作，两者联名呈递的意见更为财政部所不得不重视，说明了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资本家之间既相互利用又彼此斗争的复杂关系。

（二）会计界的税法辅导和立法建议

会计界的所得税税法宣传以会计师这一新兴的自由职业群体为主，主要面向工商企业。在所得税开征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上海工商界积极行动，谋求尽快掌握新税种的计算缴纳以及与此相关的会计改良事宜。上海市商会与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合作，于1936 年11 月20 日举办所得税讲习会。该讲习会由徐永祚及其事务所的会计师们担任讲师，教材也由其自编，主要讲授内容除了所得税的原理和沿革之外，重点在于所得税制规定的课税种类、税额计算及纳税方法，同时对于和所得税相关的会计问题，如资本与公积的计算、收支与纯益的核定、各种资产的估价及会计管理、簿记改良等等也会给以“明白之指导”。所得税开征前后，商会和各同业公会除了密集地邀请财税官员及会计师对企业主和会计主管发表演讲之外，还经常组织为期数日的讲习会或研讨会，目的都在于让工商企业早日掌握该税知识，不因缺乏必要了解而导致无法正确纳税。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1/0509/6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