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中学小白屋的回忆(2)

“多年不见，好大一家子人啊！”李姨子惊喜地喊道。

“好多的一家人口，好大的累赘啊！当年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妈妈双手一摊无奈地说。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姨子的情景。

妈妈曾跟我们兄弟悄悄地说，李姨子和妈妈曾是长沙福湘女中极相好的同学。她的丈夫柳直荀曾经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后杀害。李姨子一直未再嫁，就在当时著名的周南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教书。周南女子中学和附属小学也位于泰安里，但是在南端，与在北端的明德中学遥遥相应，当时被认为是两所兄妹学校。明德中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摇篮；周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有不少革命前辈，如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就曾在该校任教。

我随父母由江苏无锡回到长沙后，父母认为我年龄太小，傻里傻气，愣头愣脑，不放心我入学太远，李姨子就设法把我挤进周南女子小学读书。一个男孩进入女子学校，在当时是特殊又特殊的例外了。

◇明德中学四箴堂

还记得第一天去上学时，我跟妈妈发生了一次矛盾。我从幼儿下地走路直至九岁，从未穿过长裤，即使在东北寒风凛冽的冬天，我每天上学仍然穿毛线短裤，毛线长袜。膝关节处涂上凡士林以防冻伤。长沙气候温湿，我就更不愿穿长裤了。李姨子非常认真地说：周南女中和小学的女学生一律穿制服，上身着白长袖衬衣，下身穿黑裙，裙长必须过膝。我是男孩子穿短裤上课太不像话，所以不穿长裤就不许上学。为了上学，我只有服从。当我第一次穿着长裤由李姨子牵着手进入教室时，女同学们的惊奇和我的尴尬可想而知了。一下课，我就被包围，被她们问长问短，好像我是从哪儿迸出来的小怪物。我傻乎乎地羞得面红耳赤。

从此，隔三岔五，李姨子就来我家与爸妈相聚。还记得妈妈有次过生日，用两块银圆托周南小学的厨师办了一桌酒席摆在楼下堂屋，邀请李姨子和福湘的老同学们一起把酒言欢。我还记得当时的一样主菜，湖南人称为“南瓜杂”，实际上就是“南瓜粉蒸肉”。

李姨子的父亲李孝聃曾在日本留学，是颇有些名气的国学大师，也是我父亲的至友。他在长沙居家的堂屋每周周日开堂讲学。父亲对我说：“你已经读完了《唐诗三百首》《孝经》《大学》《中庸》和部分《孟子》。我工作太忙，无法继续教你，你就周末去李太老师家深造吧！”拜师那天，他用红纸写好拜师帖，我双手捧着，恭谨地步入中堂，在李太老师身前三跪九叩首。李太老师呵呵大笑虚扶我起身，对众学生说：“今天我又收了一名小徒弟，希望大家好好关照！”

父亲与李孝聃本是平辈诗友，但妈妈是李孝聃女儿的同辈同学，为礼貌和尊师重道起见，父亲就认李孝聃为长辈，我当然就晚两辈而称李孝聃为太老师了。

堂屋里摆了一张大长桌，李太老师在首位坐定，众学生依次在两侧坐下，多半是他的晚辈、亲戚和朋友。我小心翼翼地在最后的位子上挨着李姨子坐下来。当天讲的是《礼记》的《曲礼》篇。

从此，我又奇怪地成为李姨子忘年的同学了。

1941年，我考入湖南大学。李孝聃在那儿教国文和日语，我又成为了他的学生，直到1945年毕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机在没有警报的大白天偷袭了长沙火车站。我家逃难至湘潭县石潭镇，以便在危急时避入镇后几十里的乌石寨的大山中。从此就和李姨子中断了音信。

1949年后，我们从报纸上读到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才知道她在北京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70年父亲去北京我四弟家休养，曾几度与她晤面，老友相聚，谈今忆昔，不禁浩叹。

1997年4月19日《成都晚报》登载出“著名爱国人士李淑一去世”的消息，而她的至友，我的父母早已于1974年和1968年分别离开了人间。

小白楼里还值得回忆的，不再是某人而是一件事，应该说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和父亲都守口如瓶的大事。

明德中学最早是晚清时开办的学府，校内某些房舍和小白楼多半都是老掉牙的建筑了。小白楼第一层左边的厢房就是我们四兄弟的卧室。两张行军床、一张书桌和几条板凳就是全部家具。地板红漆剥落，斑驳摇曳。一天，我不小心将一个铜板从手中失落，铜板一滚就从地板的破缝中掉落下去，我听见扑通的一声，似乎是水响。我奇怪，怎么地板下有水，于是又用一个铜板试一试，果然听出是水声。我告知父母。父母认为房下有水，整栋楼房就有倾倒的危险，于是就通知校方。校方派工人掀地板一看，果然发现一个蓄满水的泥坑。明德中学位于湘江东岸，离河边只隔一条小街，校里又有一片湖水，地势低洼，屋基浸水，不是大怪事。工人开始抽水，抽了一整天还没抽完。他们傍晚憩工时，我偶尔走近一瞅，发现稀泥里露出一支约一寸长的金属小筒。我好奇地使力抽出一瞧，是一节约一尺长封得极严密的黑色金属筒。我不知是何物，便立刻交给父亲。父亲仔细端详了一阵，估计不是爆炸物，便使劲从封口处打开，抽出一叠十行纸，上面列有名单。他展开一看，脸色陡变，悄悄对我说：“快！拿去灶房里烧掉。这是地下共产党的名单，涉及两百多人的性命，军警发现了，可不得了！快！烧掉，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一溜烟窜进厨房，丢进灶里，加一大把柴大火将之烧成灰烬。那时江西苏区一带是战争地带，长沙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曾经住在这儿的地下党员为了安全转移，只有将名单密封藏在地板下的泥土中，幸而被我和父亲发现。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寻找共产党交还名单。父亲说，寻找共产党在当时就有杀头的危险。烧掉它，对我们、对名单上的人才是万全之策。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1/0708/7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