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猎狐”生活

我叫施杰，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一名80后警官。满打满算，我穿上警服不过4年光景，如果刨去到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培训的半年多，刨去到公安部参加了一个小语种培训班四五个月，那么我实际当警察只有三年多。 在工厂里，徒弟跟师傅学手艺，一学就要三年，三年才能满师。应该说我是个刚“满师”的小警察。 但是，我当了警察，正好碰上了公安部部署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专门追捕那些逃到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中央表示了决心，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 这个行动是震惊全国震惊世界的。 我们上海迅速成立“猎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白少康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局长陈臻担任副组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经侦总队，办公室主任是陈臻副局长，总队相关领导任副主任。 经侦总队本来就负责追逃工作，这下有了用武之地，“猎狐”风暴刮起来，我们更加大展身手。我这个80后的警察碰上了机遇，不可多得的机遇。 为了胡三我第一次出国抓捕 我先讲发生在2006年春天的一个案子：来自延边的胡三在上海莲花路租了一间办公室，挂出一块牌子：出国留学中介。主要办理到韩国去的业务。 胡三长得一副忠厚相，对人十分热情，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语，让来客觉得通过他的介绍到韩国留学是靠谱的，似乎他本人就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榜样摆着呢。 其实，胡三是延边朝鲜族人，他会讲朝鲜语是很正常的。他并没有取得教育部和公安部核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用上海人的话来说，他的公司是“大兴”的。可是，急于到韩国留学的上海青年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找胡三，委托他办理出国手续。 中介要中介费，中介到韩国去要收比较高的中介费，这一点双方都懂。此外，办研修签证要先付押金，押金不能少，这一点也是行业规矩。于是，一笔一笔费用打到胡三的账上，几个月就有了15万元。胡三窃笑不已。 8月初，刘小姐到莲花路胡三的中介公司去，想打听一下她的签证是不是办下来了，学校是不是联系妥当了。推门而入，室内空空如也。立刻有人站起来迎接她：小姐，你是不是要租这套房子？ 原来，胡三几天前就退租了，连个人影都没了。刘小姐立刻报警。随后，又有十多个受骗者报警。 2006年8月9日，闵行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对胡三立案侦查。可是，上海、延边、青岛、威海、烟台……哪儿都没有胡三的下落，他躲到哪里去了？ 2010年8月19日，闵行分局决定对胡三刑事拘留，并且在网上追逃。 可是，没有胡三的踪迹，怎么拘留他？公安网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怎么追逃？ 我们侦查员没有放弃，多次来到延边，拜访胡三的哥哥和姐姐，希望发现胡三的蛛丝马迹。终于，搜索圈越来越小，定位越来越清晰：这个胡三已经不在中国，他在韩国。收了委托人的钱，没有把委托人介绍到韩国去，自己却卷了15万元逃到韩国，这是设计好的一个圈套。 侦查员向韩国方面发函，调查胡三：他在不在韩国？他在韩国的什么地方？他在干什么？ 韩国警方答复：确有胡三其人，胡三现在韩国的仁川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要让逃亡在外国的罪犯归案，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眼下，我们没有抓捕胡三的机会，或者说我们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机会总算来了！从2014年7月份开始到2014年12月底，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专门抓捕在海外的逃犯……我们要主动出击了。 同时还有一个机会：2014年9月，第17届亚运会要在韩国召开，具体地点正是仁川。我们及时联络韩国警方：为了仁川亚运会更加安全地进行，必须清除一切隐患。从其他国家逃过去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吧？ 韩国警方有点被我们说动了。 我们继续做韩国的工作：我们中国警方和韩国警方一直保持良好合作，上海警方曾经帮助韩国抓捕过好几个逃犯，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继续下去。 韩国警方终于表示：我们愿意积极配合中方抓捕犯罪嫌疑人。 我们四个中国警察组成一个境外追捕组，直奔仁川。 西班牙语我是懂的，英语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的第二外语，我还懂日语和德语，阅读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懂朝鲜语。我们和仁川警察只能通过英语相互交流。 很快，我们得到消息，出逃多年的胡三已经被仁川警察抓住了。接待我们的是韩国警察局的一个系长，系长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处长。第二天下午，系长把胡三交给了我们中国抓捕组。我们顺利把这个外逃8年的胡三抓捕归案。逃出去的时候，胡三只有36岁，回来的时候他已经44岁。这个胡三是上海警方在“猎狐2014”行动中抓获的58名逃犯中的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其实，他是我参与抓捕的第一个对象，第二个是外逃印尼的，名叫章为。 不知不觉接了爸爸妈妈的班 我今年29岁，是个80后。在我29年的人生经历中，有过两个不知不觉，这两个不知不觉说起来是蛮有意思的。 我爸爸是老公安，至今还穿着警服，他在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当过培训三部的主任，现在57岁了，退居二线搞管理。我妈妈是搞消防的，消防局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也就是说，妈妈也算一个公安。 我听说长辈中有一个是公安，我就属于半“公”；如果父母都是，我就是全“公”。 那么，都是公安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这个独生子也当警察呢？不，爸爸劝我不要当警察：这个行当太忙，责任太重，当什么都比当警察强啊！ 我中学读的是南模，市重点中学。我是个学霸，各门成绩都不错。高中毕业那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到上海来招生，重点中学的尖子生可以不参加高考，直接被北外录取。我想，直升很省力嘛，于是就申请了直升。 至于我到北外读哪一门外语，都是由学校安排的：西班牙语系。 读完4年大学回到上海，我就参加公务员考试。我觉得不难，只考了一次就通过了。当时，国家安全局来招我，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当警察，他们很需要精通外语小语种的人才。 我差一点就去了，可是我女朋友说：我们学西班牙语的同学，要么到外交部去，要么到国企去，哪有到国安局去的？还是到西班牙留学去吧。 想想也对，学西班牙语的应该到西班牙走一遭，亲身感受一下，要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学西班牙语的连西班牙都没去过！ 我们两人决定，到西班牙留学去，在那里把硕士学位拿下来。 我和她一起来到马德里自治大学，我攻读人力资源，她攻读教育学。我在西班牙留学，不想让爸妈给我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就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我给中国过来的公务团当翻译，口译和笔译都干，把西班牙文翻译成中文，把中国话翻译成西班牙话。我曾经为税务局、中央党校、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当过翻译。 我在西班牙呆了3年，毕业的时候，那里的经济越来越糟糕，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他们国家还颁布了一条法规：如果有工作岗位，能让西班牙人干的，就尽量不要让别的国家的人来干。 我女朋友说：世界经济危机大潮波及西班牙，他们当然要首先关注老百姓的失业问题，怎么顾得上我们中国人呢？西班牙政府告诉将要毕业的大学生：西班牙失业率达到50%。你们毕业了要么自己创业，要么继续读书。 我点点头说：那我们还是回国吧，在中国一定能找到工作，没听说北外毕业的找不到岗位。 我们回到上海之后，我女朋友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当老师去了，就教西班牙语。我呢，虽然有一些单位要我，但我还想考个公务员，我看中了一个岗位叫“外事案件办理”。4年前我考过公务员，通过了，但是当年不用就作废。没关系，那我就再考一次。我又通过了。 这时，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来招我，原来他们就是专门“外事案件办理”的公安部门。 我爸爸说：你当经侦总队的警察，也挺好的。 就这样，我到上海市公安局报到，再到我爸爸当教官的上海市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培训，再到经侦总队报到，再到六支队李公敬支队长那里报到，最后分在境内外追逃探组。我们探组6个人，我最小。 就这样，我和爸爸一样穿上了藏蓝色的警服，当上了人民警察。这是父辈在影响我吗？好像不是，爸爸曾经明确告诉我不要当警察。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自然而然继承了父辈的传统，是一种特殊的“遗传”。 上面说的是我的第一个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我就当上了警察。 还有一个不知不觉：我为什么要找个东北姑娘做妻子呢？大老远的干嘛？上海的好姑娘还少吗？ 我妻子是哈尔滨人，她爸爸是外科医生，妈妈是小儿科医生。她在北外读书的时候和我同班，我们恋爱了。后来我们一起到西班牙留学，又一起回国。她长得特别年轻，现在还像个高中生。我呢，长得老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主要是因为我年纪轻轻就掉了不少头发，头顶上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毛。我和妻子一起出去，认识她的人总觉得我们不是一辈的人，老是偷偷问她：你老公是有钱的老板吧？ 我为什么会掉这么多头发呢？可能因为我动脑子动得太多了，我承认我的脑子一直停不下来，总希望有东西让我琢磨，总希望找难题来求解，完全是自己“折磨”自己。动脑子动得过分，就伤神，就伤头发，这是肯定的。 我掉头发还可能跟我的减肥经历有关。几年前我有190斤重，很胖，这和我1.70米的身高不相匹配。于是，我就开始减肥，我相信我能减下来，我做事情是很坚决的。我多吃菜，少吃饭，早上几块饼干，中午一顿饭，晚餐就不吃。我算过了，一天一顿饭，我的体重就能减掉一斤；一天三顿饭，我就要加一斤体重。 我们干追逃的警察，不能心宽体胖，要说得过，跑得过，打得过，控得住，带得回，肥肥胖胖的怎么抓逃犯？ 后来，我的体重果然减下来了，从190斤减到110斤，现在的我很敏捷，行动很迅速。但是，我的头发也减下来了…… 还是回到我说的第二个不知不觉：为什么我要找个东北姑娘做妻子呢？ 用妈妈的话说，因为你爸爸是绍兴人，妈妈是东北人，你算是半个东北人。所以，找了东北姑娘做妻子。 原来我的人生轨迹还由不得我自己，说不明，道不白，不知不觉地跟着那道老天爷设计好的轨道滑了过去，不能掌控，不能左右，就像穿上雪橇从雪山顶上飘下来似的。 印尼追逃成为经典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我参加的第一个国外追逃大案：1997年8月1日，有个叫章为的人来到上海某银行溧阳路营业所，说他是银行经理。他伙同他人以“手拉手”存款短期内即可支付高额息差为名，用一张伪造的“企业存款证书”，把某单位一张面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本票骗走了。本票到手后立刻转账，立刻提取现金。 上海发生了特大骗局，不要说1997年的1000万，就是今天的1000万也是一笔大数字！ 8月13日是约定支付息差的日子，可是存款单位没有收到高额息差。找章为，找不到，就连那个资金掮客都不知去向。 那个单位才知道上当了，火速向警方报案！ 1997年的时候我还小，只有12岁。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还没有成立，侦查章为诈骗案由刑侦总队负责，侦查员是林峰和他的同事。那时，林峰跟现在的我一样，刚刚当警察，刚刚具体负责侦查案子。 林峰他们沿着章为逃跑的轨迹，先追到南京，再追到重庆，追到成都，追到广州，再追到北海，一路咬住不放。但是，由于当时的信息系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林峰追到广西北海，眼看就能抓住他，可狡猾的章为已经从海口机场出境，逃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他随身带了60万现金！ 林峰有点沮丧，他立刻回上海，追踪那个资金掮客。还好，从掮客那里为被害单位追回了部分被骗资金。 林峰根据各种线索，搜到了章为的电话，他就在803打电话给雅加达的章为，让他回国投案自首。章为根本不理林峰，“啪”的一下把电话挂了。 大骗子章为到了印尼，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漂白自己的身份，漂白之后，成为一个印尼人，再逃到第三国去，叫上海的林峰方向都没有。 过了不多久，林峰得到一条信息：章为已经离开雅加达，生死不明。 失联了，此案的关键人物下落不明，生死不明，这件案子只能成为积案。 其实，章为离开首都雅加达是因为印尼出现了排华事件，为了躲避，他来到印尼一个小城市。那个年月，他能说“我是刚从中国过来的中国人”吗？人家正在排华呢！ 等到第二年，排华的风潮过了，章为才着手做漂白身份这件事。章为觉得他带去60万，办一张印尼的身份还不是小事一桩？又不是办一张美国绿卡！很快，他就买到一张印尼身份证，一切顺顺溜溜。 没过几天，他在街上走，一个警察查他的身份证。章为把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警察经过核对，发现章为的身份证是假的，把他带到警察局关了起来。 章为好说歹说，最后用了很大一笔钱，才把自己保释出去。 接下来，章为又找到印尼的黑道，重新买了一张印尼身份证。他问：是真的吗？黑喽啰们回答：绝对是真的，放心吧。 一个月后，他走在马路上，又被警察查到了，又要看身份证。警察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章为听不懂。警察说既然你是印尼人怎么连印尼话都听不懂呢。章为还是听不懂。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的判断是正确的，身份证是假的。 章为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拘留室出来。 出来以后，他又去买了印尼身份证。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了，章为兴高采烈，开始在酒店和夜总会里花天酒地，庆贺自己成为印尼人。他说：用魔鬼的方式赚到钱，最终还要用在魔鬼身上。 一天，警察突击检查夜总会，叫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章为站起身，从裤兜里掏出印尼身份证。警察看到他1.90米的身高，就把他带走了：我们印尼没有这么高个子的，你肯定不是我们印尼人。 到了警察局进行身份核对，章为的那张东西还是假的。 章为在印尼前前后后一共搞了6次身份证，每一次都是假的；每一次都让警察局关押起来；每一次都费尽心机才能出来。有一次，他身上没有带多少钱，干脆就把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脱下来送给检查他的人。 章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可是他连续买了6次身份证，6次都被骗子骗得团团转，这是一种报应呢还是一种黑色幽默？ 到了第7次，章为总算买到一张真正的印尼身份证，他终于是“印尼人”了。按照他原先的设想，这时候他可以逃亡第三国了，可以叫上海的林峰们从此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可是，此时的章为已经没有钱了，他的钱大部分花在买身份证上了，他已经没有能力逃到第三个国家去了。而且，必须养家糊口，必须有收入。于是，他只能在棕榈园打短工，在海边养鱼虾，甚至爬进煤矿当黑头乌脸的矿工……他成了一个外国来的“民工”。 章为的妻子因为老公长期不回，在国内起诉离婚。法院予以同意。 章为呢，在印尼找了一个华侨女子结婚，他对新婚妻子隐瞒了被中国警察追逃的事实。章为难道不想家乡吗？难道不想原配妻女吗？他也想过自首，但他如何开口，他诈骗了1000万啊，1997年的1000万！ 2011年，也就是距离章为外逃13年以后，我们侦查员了解到章为不但没有死，而且漂白了自己的身份。上海市公安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全世界发布“红色通报”，通缉犯罪嫌疑人章为。 2013年，从国际刑警印尼国家中心传来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和章为相似年龄相似长相的华人男子，因为身份问题，正在接受我国巴厘省移民局的审查，希望中国警方能进一步提供指纹、DNA等信息，以便核实这个男子的身份。 上海警方根据印尼警方的要求，立刻把章为的相关信息搜集好，专门派了侦查员送到印尼巴厘省警察局，并且希望直接把章为抓捕回中国。 两天后，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传来：狡猾的章为趁看守人员不备，从移民局监管所逃走了，再一次下落不明——一次绝好的抓获章为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一直到2014年，公安部部署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上海领导小组特别重视从上海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多次听取我们的汇报，同意我们迅速展开境外抓捕，对象之一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章为。 4人抓捕小组立刻成立，公安部派来王威副处长担任我们的组长。 第二位组员是谁呢？正是侦查员林峰。当年追踪章为的时候，他还是我这个年纪的小青年，如今快40了，算是个老资格的警察，是7支队的支队长。林峰接到任务非常亢奋：不是冤家不碰头，我一定要去会会这个逃亡17年的嫌疑人，亲自抓住他。 我们侦查员就是这样，追踪一个嫌疑人，眼看就要抓住了，结果让他逃脱了，我们会一辈子记住这件案子，永远忘不掉那个嫌犯。 我们小组第三位成员是充满激情的苏德荣警官，资历也比我老。 抓捕小组第四个组员就是我施杰。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我的嘴上倒是有毛的，但我是个20多岁的80后，办事到底牢不牢还要办着看，还要老警察传教。我暗暗想，我一定要争气，一定不要辜负上级对我的期望。当然啦，有这三位老警察同行，我心里还是比较笃定，比较有底气。 其实，要在印尼抓章为，绝对没有抓延边人胡三那么顺利，章为要比胡三狡猾十倍。你想啊，他精心设计好圈套，就凭一张假的什么证书，就能到银行骗走1000万元，这个“本事”不是一点点。 通过关系，我们了解到章为现在加入巴厘岛的一个旅行社，因为他会讲中国话，所以中国来的旅行团，老板都叫他当导游。但是，章为带团时只讲普通话，从来不讲一句上海话。虽然他听到上海话是那样的亲切，但他恐怕有上海来的游客认出他来。以至于后来我见到章为的时候，他只会讲印尼话，只会讲普通话，上海话一句都不会讲了，不是不讲，而是不会讲。 我们是8月26日到达印尼首都的。虽然我懂好几国外语，但是印尼话我没有学过。我们想找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印尼人当翻译，但又不敢，因为在印尼，这个圈子很小，万一走漏了风声，要逮章为就难了。在印尼，懂英语的人还是有的，于是我们找了一个会讲英语的印尼人，我用英语和他交流。 我们联络印尼警察总局，一位叫捷康的警官被派来负责我们的追逃案。捷康警官很热情，立刻叫来好几位印尼侦查员和我们一起开会，分析案情，提供情报。会议结束，他介绍我们到巴厘岛去，直接找巴厘省警察局的谱图：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会帮助你们的。 谱图警官果然也是个热心人，他表示愿意帮我们。没有当地警察的协助，我们很难行动。要知道中国警察在异国没有执法权，这就是在国外抓捕逃犯的困难之处，有时候看见逃犯在马路对面走过，也不能抓他。 谱图说：到时候我们去抓章为，你们和我一起去吧，你们认定那个人确实是章为，我们再实施抓捕。 我们太兴奋了，这是多好的协作啊，谱图真够朋友。 林峰有点咬牙切齿：我认识章为，把他烧成灰我都认识他！我十多年前抓捕他，没抓住，让他溜了。 说说容易，真要办理此事，手续很复杂。一晃十多天过去了。公安部批给我们在印尼的时限也快到了。我们4个人心里急得不得了，但是又急不出，有劲难使。 不错，章为他就在巴厘岛，可是我们如何抓住他呢？我们支队长李公敬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上海“猎狐”领导小组也等我们凯旋。我想我们一定要沉住气，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 经过仔细侦查核对，谱图把我们从雅加达叫到巴厘岛：我们要采取抓捕行动了！ 9月1日，我们悄悄靠近巴厘岛的某旅行社，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导游们正回到总部向总经理汇报当天的工作。谱图敲了敲门，对里面说：我们要找章为。 一会儿，出来一个高个子，有1.9米，他衣衫不整，脚上拖着一双拖鞋，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据说那辆停在门口的老旧摩托车是他开来的，还是向别人借的。 我们向谱图点点头，意思是：就是他，没错。 谱图一挥手，几个印尼警察立刻给章为戴上了手铐。章为一脸无辜：为什么抓我？ 苏德荣警官立刻上前，用上海话跟他说：阿拉是从上海来的。 章为一听就瘫痪了：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还来抓我？ 捷康警官打电话指示谱图：把章为带到雅加达警察总局来。 谱图就和我们一起把章为带到雅加达。捷康警官笑着对我说：我们总局长要和你们见个面。 我想：这是礼节性的会面，大家一起开个会，也有个交代，同时也要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 总局长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和我们在会议室见面，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有关案情。他还唱了一首我们中国歌《茉莉花》。 至此，印尼警察总局总算把章为交给了我们。我们跟随着谱图，把章为往机场带。 直到我们踏上东航的飞机，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这里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了，我们算把章为带出境了吧？不会再有意外了吧？我们三人坐在最后一排，我和苏德荣一左一右，让章为坐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刻都不敢松懈，死死盯住章为。 章为横坐不舒服，竖坐不舒服，因为他的腿实在太长了，死死顶住前面的座位。我说：你老实一点，给我坐好了！ 章为在飞机上不停地忏悔：我不像个男人，我对不起我的老婆，我没有责任感，这17年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回来过看看老婆…… 我说：现在懊悔，晚了。 我这个人是个络腮胡子，脸上的胡子浓浓的，中国公安机关不允许民警留胡子，否则我一定是个“美髯公”！我的爸爸没有什么胡子，为什么我的胡子那么浓密呢？妈妈说：你外公是络腮胡子，你可能像你外公吧！ 我原来觉得到印尼去抓捕章为，最多也就一个星期，所以我带了一把电动剃须刀，没带充电器。结果一呆呆了22天。我不能刮胡子，任由胡子疯长，又浓又乱，面孔让印尼的太阳晒得极黑。 从浦东国际机场出来，两个警察上来夹住章为，给他戴上手铐。我拉着行李箱走在他们身后。边检站一名警官疑惑地看着我问旁边的人：不是说这次只带回一个逃犯么？呵呵，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像个逃犯。 章为到了上海，已经不认得上海了，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他后来到了监狱才开始重新学讲上海话，因为想多要一些饭菜，他用上海话向师傅请求：师傅，侬饭菜拨我多一眼，我模子大，吃勿饱…… 公安部部署的“猎狐2014”行动取得丰硕成果，一共抓回680个逃亡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年初，公安部从全国上千个追逃案件中评选出“猎狐”专项行动全国20大经典案例，我们上海占了20个里面的3个，我和同事到印度尼西亚追逃的案例就是其中之一，成为公安部的经典案例。我有幸参与了这个案件，学会了很多东西，感谢“猎狐”专项行动带给我这个新猎手难逢的机遇。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0/1215/4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