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10)

高晓声家只有妻子算半个劳动力，挣得的工分当然很少，要从生产队分粮，就要交口粮款。有一年，实在拿不出钱，而口粮是非买不可的，高晓声才把主意打到房顶上。当时水泥制品的建房材料开始流行，比木材便宜得多。用水泥制品换房顶的木材，再把木材打成家具出卖，赚的是水泥与木头的差价。不是被逼入绝境，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但是，也只有高晓声这样的人在绝境中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应该说，在那些年，为求生，高晓声把他的聪明发挥到了极致。

与钱素贞结婚，让高晓声陷入十分穷窘的境地。但是，高晓声也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东西。潘英达在《我认识的高晓声》中说：“人家结婚是为了幸福，可老高却只是为了创造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他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结婚而组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事实证明，婚后不仅有了基本生存条件，他干枯的精神，也得到了爱人钱素贞的爱的滋润。”[51]

章品镇在《关于高晓声》中则有这样的说法：

高晓声能从这危机四伏、变幻莫测的十多年中活过来，不全是粮食之功。他还仰仗了乡亲、朋友们的友情，特别是来自妻子的爱情的雨露，滋润了他的那颗接近枯焦的心灵。钱素贞给他带来了四张吃饭的嘴，也助长了他求生的意志。有了儿子，儿子更是无罪的。不能让他像自己一样在凄风苦雨中萎谢。钱素贞第一次来南京住在叶至诚家里。方之一见，双脚立正，深深地鞠了一躬。方之以他本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感谢之情。老高从北京领奖回来。沈（引按：沈即章品镇妻子，他们夫妇和高晓声是年轻时代的同事朋友）同钱素贞说笑话：“‘落难公子’中状元哉，你也苦出了头。好心有好报啊！”钱笑得嘴也合不拢来。“贫贱夫妻百事哀”，她陪伴着高晓声度过的日子，是极为艰苦的。如今大家的高兴也不仅因为高晓声一人一家的“否极泰来”。[52]

章品镇这篇《关于高晓声》，写于1980年9月。

第五个时期：1972—1979年

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

从1972年起公社就向学校把我借出来专搞菌肥厂，搞得很红火，一直是先进厂。《新华日报》二版头条登过一篇大文章“学习辩证法，菌肥大增产”，就是表扬敝厂的。那时候许世友要搞多穗高粱，还派人员来取制肥经验，武进县搞这一行的，包括农技员在内，人人都知道高晓声，比我后来当作家的名气大得多。[53]

在散文《吹菌记》中，高晓声也说，1972年，县委认为他们蹲点的所在地三河口乡应该办一个菌肥厂，派了区里的农技员小杨负责，有七八个高初中毕业生当助手。这群人忙乱了一阵，搞不出名堂，便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这时，便有人指点杨技术员，必须请出高晓声才能把菌肥厂办好。小杨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当然极愿意有人接过这棘手的差事，便立即通过组织，把高晓声借调去了。小杨也知道，高晓声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对待组织上交待的事是不敢有半点马虎的。所以，高晓声过去不久，杨技术员就把生产方面的担子全掼到高晓声肩上。一直到1979年春天离开家乡重返南京，高晓声都是菌肥厂生产方面的实际主持人。

高晓声的聪明才智，在菌肥厂又一次得到尽情发挥。那时乡间办厂，条件十分简陋，资金极其短缺。但高晓声硬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造了堪称辉煌的业绩。散文《吹菌记》就是专门叙说办菌肥厂的经历，语气间充满了自豪：

说良心话办这样的工厂不容易，样样都要公家拿钱出来。公家又穷，能有几个钱买设备呢！连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配合着低薪养廉的思想教育才发得无愧，我自然是不能伸手要钱或矛盾上交的，我只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奇迹出现了，我的工厂在半年之内芝麻开花节节高，产品和质量在全县夺魁，工厂和敝人同时当当地响起来。1973年元旦前后《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学习辩证法，菌肥大增产”那条新闻，报道的就是敝人的业绩，可叹那时候我的名字写进文章还得像写皇上那样避讳，否则我早就成了“知名”人士，可以当头衔印上名片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是我干的，我还是第一次尝到让别人写我的甜头，那色香的确美得没法说，至今回味无穷……

“我的工厂”这样的表达，或许是无心的。但唯其如此，才让人知道那份自豪一直深藏在高晓声心里。一个“右派分子”，一个政治上的贱民，一个长期任人欺侮凌辱的人，居然创造了广受称道的业绩，居然被省委机关报长篇报道，这的确是高晓声受难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事情。省委机关报当然不可能点名表扬一个“摘帽右派”，但当地官民都知道表扬的是高晓声，这对于高晓声来说就足够了。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1/0708/7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