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6)

章品镇发表于《人物》1981年第一期的《关于高晓声》，则更早地透露了高晓声这期间的写作信息：“记得是在1962年，得知他回到常州乡下老家，‘右派’帽子也已摘掉。1963年初终于收到他的信，还有三四个短篇小说。读过以后觉得他待在乡下，不知外面又已经是‘江湖多风波’的时势，真是有点盲人瞎马。有些话不便说，便婉言劝他多想想不忙动笔。之后，他托人将写好的一个中篇转去上海，也没有能发出。听说这个中篇和那几个短篇，在后来的大风暴中都被毁掉了。”?

可见，这期间，高晓声写了不少东西。过去的研究者，总喜欢说高晓声成为“右派”后，二十多年前便与文学完全绝缘了，这也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第三个时期：1968—1970年

应该说明一下这些年高晓声的工资情况。关于此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章品镇在《关于高晓声》中说高晓声再婚之后，“生活的担子，更沉重地压到高晓声的肩上了。父母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三个孩子还小不能劳动，老婆的身体也不好，只是半个劳动力。一家七口主要靠他的三十六元四角的工资是不能度命的。”?高晓声堂弟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中，也说高晓声再婚后，一家七口生活十分窘迫：“那时他个人工薪只有三十多元，香烟也只能抽一毛钱一包的。”?而高晓声在《刃的怀念》中说，1965年到苏州做肺部手术，需要住在旅馆等床位，而找到的旅馆，一个单人间，每天需九角钱，高晓声还能应付，因为“我的工资，已因当过右派降到44.5元，折算起来，还值四十五天房金”?。这几种说法，哪个是真实的呢？我的看法是，高晓声刚成为“右派”时，工资降到了三十六元四角，而“右派”帽子摘掉、转为正式教师后，又上升到四十四元五角。所以，高晓声再婚后工资是四十四元五角。章品镇和高明声不知后来工资调整之事，所以有三十多元的说法。

这一时期，高晓声又离开讲台，到武进县三河口公社梧岗大队劳动改造。不过，不是他一个去，也仍然保留着教师身份。在《我的简史》中，高晓声说：“1965年病重，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切除右上肺一叶，出院就幸会‘文化大革命’了。学校里有人立场不稳，叫我不要到学校去，把病假续下去，病假过了六个月，就算长假，不用再有医生证明了。如此躲到1968年春天，学校里夺权夺得热火朝天，有一派想从我身上找点整另一派的黑材料，派人把我找到学校，宣布对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挨斗、挨打、挂牌游街……一行例行公事都坐享其成。1968年冬到1970年元旦，一直押在三河口梧岗五队劳改。”抄完这段话，应该对前面的叙述做一点修正和补充。1962—1968年这六年间，高晓声真正在讲台上任教的时间是1962—1965年，1965年在苏州做过病肺切除手术后，便在家休病假，当然，仍然有着三河口中学教师的身份，也仍然有每月四十四元五角的工资。

高晓声堪称心灵手巧。农村里各种农活都干得好且不说，捕鱼捞虾更是行家里手。这还不算，木匠、瓦匠、竹匠等各种乡村匠人的手艺，高晓声也能做得很专业。在散文《竹园梦》中，高晓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开过胸科手术刚出院，怕挨斗，躲在家里同七八个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学做竹匠，很有成绩。我的两只手，像裹了铁皮一样生满了老茧，随便哪儿碰在刀口上都不会见红。后来学校里的小将们斗法，胜负难分，忽然想起了我，认定我在这狂飙的时代决不会安分守己，非提我上学校审查不可。同时也认为多多少少可以在我身上挖出些炮弹来攻击对方，于是我被揪进挨斗现场，被责令交代武斗里的所作所为，我支吾着编不出来，身不由己捏紧了两只拳头，怕他们看见我的手，那就等于抓住我的资本主义尾巴了。谁知这一着引起了好些人的怀疑，有几个人疾步走上来掰开一看，兴奋地大叫道：你们看，他还说没有参加武斗呢！这一叫吓得我自己也觉得不得了，期期艾艾地说，这是一天到夜握了竹刀……”?老来做不动别的，就做小竹篮卖钱度日的想法，正萌生于手术后在家养病时。但做小篮子卖钱，那小篮子便不是普通的竹器，而是“资本主义尾巴”，所以高晓声要极力掩饰。

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叙及了高晓声到梧岗大队劳改事：

“文革”中，高晓声老师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又经受了冲击和审查。那年秋种农忙时，学校决定让一些有所谓“政历问题”的教师下乡劳动改造。当时我担任三河口公社分管教育的党委副书记，就顺水推舟把高晓声等八位教师带到我蹲点的梧岗大队，把他们安排在姚家头第五生产队，我交待老队长姚培夫：“这些都是教过我书的老师，他们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安排生活（劳动）只能力所能及。”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1/0708/7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