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5)

妻子死时，高晓声当然是极其悲痛的。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应付，因为每天忙累得没有片刻闲暇半分闲心，也就不容他细细品味这悲痛。但悲痛却一直积蓄着。现在，有了闲暇闲心，悲痛便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寂寞》继续写道：

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不能发生，我无可奈何地过着寂寞的生活。我真害怕，害怕我的情感会变成冰块。我需要爱人，需要人爱。荒诞的是我竟不敢在人间寻觅，而只寄希望于鬼蜮。深夜读书批卷，偶尔想起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真盼出现一些聪狐黠鬼，与我作伴，却也影踪全无。寂寞一如以往，愈久愈深，在愈深的寂寞里，感到了宇宙的无边，地球的孤单。于是听到了灰尘飞舞的呼呼声，羽毛落地的霹雳声……我竟变得超乎寻常地敏感。我并不贪嘴，但是我非常饥渴……?

读了高晓声对自己精神状态的回忆，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了冯申正文章中所描绘的那个长久长久地坐在桥头河边的高晓声。在白天，寂寞的高晓声可以搬把藤椅，坐在桥头河边。到夜晚，就只能盼望着有狐鬼出现了。

这期间，高晓声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做了病肺切除手术。高晓声散文《刃的怀念》中说：“抽去四根肋骨，切掉一叶肺。”?散文《“刃的怀念”补余》?，也对此事做了记述。高晓声1950年即患肺结核，一直靠药物维持着，到1965年已经十五年了。内科医生早就建议通过外科手术解决问题，但高晓声总不相信手术能把这病根除。到了1965年，“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蠢笨如我，也预感到人间又将大开杀戒，我这个摘帽右派，似难过关”。如若带病工作，可能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反得命都不要”?，反而成为新的罪状，于是，高晓声决心去开刀，借助手术刀，躲过政治上的风刀霜剑。这是高晓声在《刃的怀念》中说明的在1965年做手术的原因。但手术效果出乎高晓声意料地好，折磨了他十五年的肺结核彻底根除。

应该特别叙说的，是高晓声这期间的文学生活。

如果说在此前几年间，高晓声已经停止了文学生活，那么，在进入三河口中学任教后，文学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

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教的是语文，要经常给学生讲解作文之道。语文老师的备课和教学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文学生活。从当时学生的回忆可知，高晓声还在教科书以外，以《人民文学》这类刊物上的作品为范文，向学生传授写作真谛。所以，作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高晓声每天都以备课和讲课的方式过着一种文学生活。

高晓声在这期间，是有条件经常性地阅读文学作品的。高晓声在《寂寞》里说，三河口中学在一块突出河边的土地“建有一座三间两厢的平房，像条兔子尾巴一样装在南岸校舍的屁股上。这里就是学校的图书馆。靠东一间连同东厢房是藏书室，可以关锁，其余两间是阅览室”。可见，学校有图书馆、阅览室。而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说：“高晓声老师曾当过三河口中学的图书管理员。我在梧岗大队蹲点时，听说他还管着图书室的钥匙，就悄悄地向他借书，他每次偷偷拿十几本图书给我看，从外国名著、国内名著到反特、战争小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看书最多、最过瘾的日子。”这让我们知道，三河口中学图书馆的藏书，还不算很寒碜。而高晓声一个人住在偏僻之处，有大把的时间，自己又管着图书馆的钥匙，阅读是很方便的。

这期间，高晓声写作的欲望又抬起头来。高晓声表弟杨显祖在《我的表兄高晓声》中说：“他在三河口中学时，我曾去看望过他。在交谈中知道他立志要当农民作家。在这段时间里留给我的印象是：生活上极其穷困潦倒，但没有气馁，更没有一蹶不振；他恨透了把他打成‘右派’的人，把一腔怨气发泄在写作上，变成一股动力，立志要写农民，当一名农民作家。而且此刻他已在脑海里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成竹在胸，蓄势待发。”?高晓声不仅有着创作的欲望，还有创作的实践。高晓声在1987年第一期《人物》杂志上发表了《正邪冰炭二十年——纪念先辈吴天石》，怀念“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吴天石是高晓声刚参加工作时的老领导，而在这几年，还主动与高晓声联系，希望高晓声给他写信：“有了这些原因，我才把自己写的一部十多万字的小说寄给他看，一是听意见，二是直截了当提出问题：我现在能不能发表小说？不久他就回了信，说依他个人的看法，认为我完全可以发表小说。并且粗粗看过我的作品，认为可以，已经转交给一个出版社了。”?这部十多万字的小说，应该算是一部中篇或小长篇，出版社迟迟没有回音，而政治形势日趋恶化，高晓声担心小说会惹祸，请人索回了。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1/0708/7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