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2)

比较起来，高明声的说法最可靠。高晓声与邹珠萍都是常州人，但并非同学，是同在南京医院住院时认识的。在南京的医院里，两个常州人容易亲近，遂由亲近变为依恋。所以，这是病房里产生的爱情，是病之花。在那时，肺结核还是“绝症”，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这爱情一开始就带着死亡的气息。

陆文夫在《又送高晓声》中说，1957年，高晓声受到猛烈批判，而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没有任何人知晓他究竟去了哪里。大家都怀疑高晓声跳崖或投江了，“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之地”。但叶至诚叫大家不必紧张，他相信“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几天后高晓声出现了，当然受到“厉声责问”，而高晓声答曰回家结婚去了。高晓声与邹珠萍都患有肺结核，在那时要结婚是有困难的，起码医生会不建议结婚。如果没有高晓声的突然落难，婚姻肯定不会来得这么迅速，甚至终于没有结婚也未可知。是高晓声的突然落难，让渴望的婚姻立即变成现实。当高晓声低头接受批斗时，萌生了立即结婚的想法，并很快下定了立即结婚的决心。两人都患着“绝症”，是不宜结婚的原因。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想想，两人都患着“绝症”，不也可以成为应该立即结婚的理由？陆文夫又说：“高晓声个性很强，他习惯于逆向思维。”⑧高晓声的这种逆向思维不但影响着自身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也在笔下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花了五元钱住一晚招待所，心痛不已，这是常规思维在起作用。然而，陈奂生终于心里一亮，拍着大腿转悲为喜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我以为，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其精神深处总与创造者自身的内心有某种形式的关联。陈奂生的这种逆向思维，也一定程度上是高晓声自身个性的投影。

这时期，高晓声必须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高晓声在《我的简史》中说，当时自己身患肺结核，体力劳动“很像鬼门关”，而“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是放我一条生路”⑨。堂弟高明声回忆说：“由于生产队里大都是姓高的家门里的人，当时又正值秋收秋种大忙季节，起初他是带薪劳动的，不拿生产队的工分报酬，所以生产队里还能满足他搞样板试验田的请求，给了他一亩地，作为小麦样板高产试验田。”⑩应该认为，高晓声被遣送回乡劳动而非发配到遥远的边塞一类地方，对于高晓声可能是极其重要的。高晓声患有那时代的“绝症”肺结核，而且病得并不算轻，如果被发配到遥远而荒寒的异乡，能否熬过二十多年，是难以遽说的。当然，非常重要的，还在于老家的那个生产队，都是高姓族人。如果是那种“杂姓窝”，高晓声的遭遇肯定更悲惨些。

刚回乡时，是独自弄一亩地进行小麦高产试验，这说明高晓声一回乡就想在农业生产的创新上搞出点名堂，做出些令人注目的成就。这当然可以认为是要以新方式实现人生的价值，但也可以认为是要以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扭转命运。可以说，二十多年间，高晓声一直在以所能运用的所有方式与命运抗争着。

独自在一块地里进行高产试验，这意味着比集体性的劳动有更大的自由，劳动的节奏、强度都可由自己掌握，这对于高晓声的病躯，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高晓声自己则说，并不畏惧农业劳动：“另外，对于农业劳动，我其实也是从小就做惯的，熟门熟路，一向拿得出手，不管是哪一路好汉也不能说我活儿干得差。”又说：“除了种田，我几乎把农村里日常生活中一切需要的工种如瓦、木、竹工，各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孵鸡、放鸭、养鱼、培养农用微生物……都学会了，我甚至想到老来什么都做不动了，怎么办？我便学做小篮子，觉得这种活即使坐在床上起不来了也能做。我无儿无女没有依靠啊！全靠自己救自己！”?学会各种生存技能，是力争活下去并且活得尽可能好些，也是以各种方式在反抗命运。

这一时期，疾病在高晓声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回乡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是与妻子都有着颇为严重的肺结核，也可以说是夫妇二人共同与病魔纠缠。妻子病逝后，便是高晓声独自与病魔周旋。妻子的病当然很严重，不然不至于婚后一年左右即去世。高晓声的病情也不轻。在散文《刃的怀念》中，高晓声说：“我1950年就有肺结核病，1958年下乡劳改前病情还轻，劳改只一年，肺上那个病灶竟变成8×8厘米的巨型空洞。”?病确实是重的，高晓声十分艰难地应付着这病。在那个时代，以高晓声的贱民身份，应付这样的病是极其烦难的，但高晓声从未想过放弃，这也是不肯服输的个性使然。高晓声那时须到常州城里去问诊求药。常州的潘英达与高晓声是“总角之交”，又在1957年同时遭难。在1982年第10期《小说林》，潘英达发表了《我认识的高晓声》，这样写到这时期的高晓声：“尽管高晓声在坎坷的路上跌跌撞撞地挣扎，他要活下去的信念是与日俱增的。因此一有可能就上常州看病，力争保住青山。他每次来我家，真像个幽灵似的飘飘忽忽，一进门就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跟着的是呼噜呼噜地喘息。他照例不理会我家里人任何形式的招待，要在喘定之后，才说一句不说大家也明白的话：‘是来配点药的。’但他了解我的被监视的处境，总是傍晚才来，早晨就走。每次他走时，我也不敢送几步，只能倚在门框上，强忍眼泪，望着他那瘦小的倾侧着又佝偻着的身子，消失在拐角上……”?

文章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网址: http://www.shgagdzkxxxb.cn/qikandaodu/2021/0708/770.html